大学理念失落谈——由科研经费作假而有感
作者：赛德
出处： 新语丝

　　一、科研经费作假最大的受害者——大学理念的失落

　　科研经费作假（见“新语丝”2004.2.16老实人《发生在武汉理工大学内的科研腐败》）到底损害了谁？我曾和一个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1）科研经费打进学校的财务帐上，什么也不做又打出去，学校虽然没有实际进一分钱经费没有做过实际研究，还贴出去了奖金（几百万对大学不过九牛一毛）。但是在填报表时，科研经费可以迅速地翻番。例如：××大学的科研经费就从2000年三校合并时的4000万元四年翻了六个番，上到了2.4个亿。校长们有了政绩，学校名声大震。在高校排名榜上，连连飚升。在2004年武书连排行榜上是38名，比较教育部一些老的名牌前的多，网大排名68名，也跻身于全国100强之列，校长们不吃亏。（2）对院系领导而言，现在经费上是二级目标责任制（承包制），钱在自己手里捏着，自己再制定一个大奖政策。如理工大计算机系一样，坐在家中任什么都不做，只要找个生意上的朋友或干脆拿公家的钱（学科建设经费、教学经费、实验设备费、办班收入，甚至基建费等等），这么一倒，就同炒股一样，钱就成万成万的落入他们的口袋，反正学院没有正规的财会人员监管，只是秘书和办公室主任管小金库，钱最后又回到帐上，神不知鬼不觉，不算挪用公款。科研经费超额完成，自己脸上有光，口袋里有钱，有百利而无一害。（3）对教师而言，不用起早贪黑做科研，轻轻松松就完成了一年的任务，拿到了奖金，名利双收，实惠的很。苦的只是正在真正从事教学与科研的人员，尤其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他们工作辛苦，却有时连工作量都完不成，还要扣工资，但这些人在理工大学这样的学校是少数，闹翻了天也没人理。这次计算机系翻船，只是因为学院新领导太贪，定了太高的奖励自己的政策，用广大教师的课酬给他们自己发了奖金，犯了众怒。但大部分情况下，教师们吃亏也不大，因而总的来说，科研经费作假，在大学内部来说应是三赢。

　　这位朋友回答说，作假最大的损害是学校的精神和理念，德国哲学家耶士培说大学是师生共同追求真理的集合体，浙大的校训是团结奋进，求实创新，因此学校的严谨求实是学校的理念和精神。一个不提倡实实在在做学问，而靠弄虚作假，作数字游戏来提高名望，以求迅速跻身于世界名流之中的作法。就像在空中盖了楼阁，迟早是要跨的。有位科研处的处长曾经为科研经费高指标，横向，纵向一样算辩护，说：没有量，哪来的质，现在这样，也是迫不得已，只是一种过渡。有位校长还说，作假到处都有。更有一位院长说，作假是个人品德问题，我不能管，总之为了经费达到一定量，领导们决定睁一眼，闭一眼。但这位朋友认为没有实事求是的量，哪来的创新的实。风气一坏，老实人吃亏，浮夸、虚报就盛行，科学研究就做不下去了。大学的精神就死了。所以科研经费作假损害最大的就是大学的理念和精神，而一所没有理念，没有精神的大学就同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是行尸走肉，根本上不了世界一流。

　　从京师大学堂成立至今，中国大学不过百多年历史，武大是有名的老牌大学，去年才庆祝了她的110周年校庆。中国大学虽历史不长，风风雨雨却见了许多，北大领头的“五四”运动、清华为首的“一·二九”，51年镇反、肃反，56年拔白旗，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59年反右倾，65年四清，66—76年文化革命，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市场冲击，历经风雨，其间58年也有短暂的浮夸风，有一所学校物理系的学生甚至提出打倒牛顿三大定律，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口号，但时间很短，事后成了几十年的笑柄。但这一次科研经费的作假浮夸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却非同一般，看来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原因又在哪里呢？我反反复复想了很久，和一些朋友也探讨过，并作了些调查研究，现将我的一孔之见发表出来，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教育和学术界的重视，开展深入讨论，下面就来谈谈我对浮夸原因和可能采取的对策的一些看法。

　　二、原因

　　1、经济原因

　　由于历史的原因，从50 年代以来，中国国立高等院校垄断高校资源，大学统一招生，能进入高等学校的学生不过是少数幸运的皎皎者。而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迅速提高，近年来IT行业教育的回报高得惊人，使得教育消费是千家万户最大的投资。但由于国家控制招生人数，需求的不平衡，高校的文凭就成了最紧俏的商品。高等院校扩招以后，学费暴涨，学校里发工资靠国家财政，花钱靠学费，高学费使高等院校已经成了仅次于房地产开发的最大暴利行业，学校里上至校长、教授，下至教辅人员和工人，都从扩招和高学费中得到实惠，对体制内的腐败熟视无睹，没有竞争的压力，没有改革的动力，死水一潭，科研经费作假也就越演越烈了。

　　2、用人制度的陈旧、古板、落后

　　众所周长，高校的水平在师资。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绮说过，大学非大楼也乃大师也，哪个学校拥有一流的学者，那个学校就是一流的大学，北大的蔡元培兼容并包，聘了胡适、陈独秀、梁漱溟、李大钊、王国维、周作人、钱玄同、黄侃，北大当然就是全国一流。这个道理，大学校长都懂。但是从53年院系调整来，大学师资的来源基本上不是靠聘用，而是通过分配、调动和留校而来，重的是出身和政治表现。文化革命后，大学断了档，后来就留了一大批学生：69、70届毕业的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77、78级后来毕业的大学生。这些教师由于文化革命的原因，学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干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教书育人，培养各个行业合用的人才的岗位上，绝大部分还是称职的，少数人也参加过各种层次的研究，在理工大学这样的学校，实用型为主。现在为了上一流大学，硬要让他们在繁重的教学任务后再一下子去从事世界一流的研究却是太不现实，这点大学校长也都明白。高校从改革开放后，恢复了每年一次的职称评定，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从开始职称评定到现在二十年过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校的人事制度却基本没有变，依然是每年一次雷打不动的评职称（俗称为提职称），矮子里挑长子。虽然为了卡掉一些人，不断更改标准，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几十年在一起工作，早不见晚见，脸上下不来，结果是满校都是教授、副教授，职称上了，水平却上不了。现在的情况是学校为了稳定教学，不可能把现有的这一批盛年的教师都赶出学校，腾出位置来，另进一流人才。于是有人提出来了人才工程，按年龄、学历、关系、内定一批教师为培养对象，将人力、物力、财力向他们倾斜，以期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从科学史看，由于科学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没有答案，从来一流的科学家都不是内定的，由人才工程培养出来的。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麦克斯韦、爱迪生、孟德尔都是在极端困难中奋斗出来的。爱因斯坦在大学毕业时连工作都找不到。而在现在环境下这种人才工程的启动，按部就班的评职称，不仅不利于学校的上层次，而且由于评职称或选拔梯队人员科研经费十分重要，反而成造假的动力。

　　3,落后，腐败的二级目标责任制(承包制)

　　承包制在定一定的历史时期确实起过作用.如78年以后安徽农村的经济就因为承包而欣欣向荣。但随着时间向前推移，承包制的弊病就呈现出来，承包人过度用使用土地的短期行为阻挡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其实，早在40年代民生轮船公司的经理卢作孚就认识到了买办制（承包制）的问题，在长江上用练习生制取代了买办制（承包制）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二级责任目标制大约起于90年代未，学校里大致将各个学院（系）需要完成的经费下达院系，但未作硬性规定只是在评职称时对教师个人有作用。据说是始于华工（华中科技大学）。2002年理工大学开始二级承包学校与学院签合同，学院保证要完成多少科研经费，上多少硕士点，博士点，超额完成有奖，完不成任务就受罚,然后系里再层层分解下去,直到各个教师。如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2003年一个教授一年科研经费要13.6万,教分324分；副教授科研经费要求6.8万,324个教分；讲师科研经费要求3.2万,324个教分等等。但大学不是中学,中专,优秀的大学教师要在教学中反映国际，国内本学科先进水平，需要阅读大量文献书籍，不能象中小学老师一样整日上课。因而文化革命前国内各名牌大学对工作量都有一些基本的限制。例如原哈的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基础课（外语、数学、物理 ）的教师一星期一般只能上12节课；专业课老师，一般一星期只能上6节课。课时再多就很难保证质量。99年前三校合并前，武汉汽车工业大学教师一年的工作量是200个教分。但现在不但教学工作量增加了50%，还硬性规定要科研工作量，科研工作量主要以经费为主，也可以用论文，专著、教材、专利等折合。表面上看起来很科学，很前卫，很量化，但教学是与人打交道，人是有精神的，并不像生产机械产品可以数量计算；而科学研究是去探索自然和社会的规律，答案是未知的，需要的是献身精神，没法拿钱来衡量谁优谁劣。自古以来，一流的科学家的成就都不是以钱来衡量的，爱因斯坦多少经费？居里夫人有多少经费？基因工程现在家喻户晓，但遗传学的老祖宗孟德尔又拿过多少钱经费？像现在的二级目标责任制学校行政领导像人民公社生产小队的队长管农民一样管教师，每年到了年终，一个学院几十名行政人员算了几天几夜，还算不请工作量。发下酬金和奖金来哪一次都是怨声载道；另外，二级承包，院系领导权利太大，院长签字就是钱。权力失去了监督腐败就是必然的结果。院领导自己给自己发钱，侵吞他人的科研成果，都不时有所耳闻。如此落后混乱的管理制度，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逆向淘汰，把最好的科学研究者淘汰掉。因为他们沉浸于研究，不会喝酒，拉关系，顶多申请一些纵向经费，数量也相当有限。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 40年只有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的小额项目，但由于经费少，主持的教授连申请博导的资格都没有，在研期间被逼退休，而前任院长和两个副院长不仅在经费上弄虚作假，有人还利用手中权力打着成果共享的旗号，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有位副院长当年用行政的力量当上了电信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但缺乏基本常识，本科学生不设电磁场课程，到了毕业时找工作时，华为及一些大的电信公司的招聘人员看了学生简历吃惊地说，你们是什么电信专业，连电磁场课程都不学。就这样的草包也因帐面上的经费充足，都陆续当上了博导。这样的二级管理制度片面追求科研经费，逼出来的必定是弄虚作假和腐败。

　　4文化革命与钱化革命后遗症

　　文化革命不但冲击了原来高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最主要的是对原有的教育管理思想的冲击。邓小平南巡后，经济改革步伐加大,教育界在加大与世界接轨的的同时，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浸入教育界。一些过去绝对不会发生的事在高等学校泛滥成灾，例如舞弊，买卖考卷，过去都是大逆不道之事，现在大家司空见惯，不闻不问；提职称时互借科研经费，代写文章如同邻里帮忙；权力崇拜，甚至有某校党委作为发展的重大决策，要以全校的人力物力包装某长当院士的传闻。没有了是非黑白，科研道德的沦丧，也是科研经费造假预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三，对策

　　要挽救大学的精神我个人认为以下几点是必要的：

　　1．需要在大学里引进真正的竞争，取消全国高考，代以各大院校自主招生。

　　在53年院系调整前，中国大学实际就是这样招生的，欧美各国也都是这样招生的。这样招生，学校和考生双向选择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招生时间，分数线，学费；考生衡量自己的实力（学业，经济）选择考什么学校，因为各个学校时间错开招生时间，考生可以有多个选择。这样招生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引入了竞争机制，高校有了压力，弄虚作假也就容易杜绝。

　　2．取消二级目标责任制，按教育规律办事。中国高校有过两种管理模式：一种是欧美式－教授负责制；另一种是苏式－教研室制。教授负责制，是校长或院长在社会上聘教授，教授负责教学和组织研究，这种体制聘来的教授来校前在学术上，就有相当实力，学术风格基本形成，兼容并包的结果，就是学校的学术活跃，水平迅速提高，科学研究真正上了层次，解放前的大学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另一种是53年院系调整后的系（所），教研室制，系里负责组织教学，研究所负责组织科研，注重发扬团队精神，教研室经常在一起对教学问题进行探讨，团结互助，有利于年青人在业务上成长，很多系和教研室主任不仅自己是业务尖子，也肯为大家服务，在提倡集体精神的计划经济年代保证了教学质量，也是一种可行的管理模式。在目前的师资现状下，可以两者结合，一方面从社会上聘请（或者从学校中选用）一些一流学者由他们开课，组织科学研究，教授负责；另一方面对一些需求量大的课程仍然由学校原来的教师担任，或者教研室制，或者系里直接安排教师上课，上好课就行，没有必要人人搞科研。有了宽松的教学科研环境，就没人做假了，才有可能出大成果。

　　3取消评职称，实行全员聘任制

　　大学里设终身讲师制，薪水可比副教授，使一些担任繁重教学任务，课讲得很好但没有条件上教授的老师安心教学。精兵简政，减少冗余的行政人员。管理科研的人员少了，教师们不用做假，科研反而上得去了。

　　4取消人才工程

　　从科学史看一流的人才从来都不是靠培养和包装，靠经费堆出来的，科学不是高考，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献身精神，故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在建国初期和文革后期，行政力量培养一部分优秀的中青年教师是时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现在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尤其是现在市场对高校冲击，提倡人才工程，会被一些品德恶劣的行政领导作来培养亲信，扶持党羽的借口；一些不想通过艰苦研究工作，只想通过巴结上领导到迅速提拔的年轻教师也往往会钻人才工程的空子，结果不但不利于科学创新，而且经费的行政干预往往还会扼杀一些还不成熟的科学研究。取消行政干预太子制式的人才工程，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浮夸就会停止，学术才会繁荣，失落的大学精神才会重新回到大学。

2004-2-22 于武汉

大学精神丧失，乃是中国教育产业化的恶果

说得太好了，深有同感